1968年12月24日，那天冷得刺骨。会商门外，锣鼓声催，我站在下放的队伍里，回头看父母——父亲紧抿着嘴，母亲眼眶泛红，风把她的围巾吹起来，她也顾不上拢。十七岁的我，就这样辍了学，离开家，被一辆敞篷卡车拉到了上马大坪里的“东风茶场”。后来听家里人说，那天我走后，父亲蹲在灶台下失声痛哭，母亲坐床边抹了半天的泪。那是我人生第一个转折，也是我们那一批人共同的起点。

大坪里这片地，方圆十来公里，东望新市，西眺汨罗，南靠公路，北临汨水，是平江往返湘阴、汨罗的必经之地。建茶场以前，这里荒得很，无村舍、无田地，早年传闻夜有鬼魂游荡，白昼有贼寇流窜，黄昏后路人绝迹。小时候随父亲路过几次，只记得荒草连天，野猫哀鸣，风过处让人后背发凉。命运偏偏把我们这一群城里来的学生扔到了这里——说是“茶场”，可种下的茶地连三分之一都不到，其余全是荒坡秃岭、坟山墓穴，树不成林，荆棘丛生。下放头年冬天格外冷，汨罗江的寒气毫无遮拦地卷过来，屋里没火烤，野外干活时手冻得握不住锄头。我们近六十个知青，分三个组，每组二十人上下，加上十来个贫下中农代表，总共七十来号人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——书记、场长、会计、保管、民兵队长、炊事员，一样不少。张石凡是支部书记，一把手；仇迪华是场长，二把手。日子就这样在荒凉和寒冷中开始了。

那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急，地里的西瓜一天比一天圆滚，青皮上的纹路勾得人心里发痒。茶场安排夜守西瓜，仇场长把我跟贺志辉叫到食堂南面的小坪里。他抽烟凶，眼半眯着，可目光扫过来照样能穿透人。说话慢，声不高，带着一股不容推辞的沉：“晚上守西瓜，要胆子大，不怕邪毛野鬼。场里选派你们俩，是慎重考虑过的。”我没敢多问，当晚提着马灯、拿根木棍就进了瓜棚。

瓜棚搭在瓜地南边，两块木板垫底，四根竹棍撑块雨布，白天遮阳，夜里挡露。棚子东面是一片坟地，不少墓穴被挖开，砖木拉去做猪栏、当柴火，白骨散在草丛里，月光下泛着惨白的光。治保委员童文清讲过他跟鬼打架的故事——年三十晚独守茶场，被披头散发的鬼拖下床，他仗着在牛口墩当兵练出的胆气，硬是把鬼打跑了。他讲得活灵活现，听的人背脊发凉。可我当时真没怎么怕，也许是年轻气盛，也许是心里压根不信有鬼，夜里的磷火飘来荡去，我倒觉得像萤火虫。

守瓜两人轮班。志辉睡的时候，我提着马灯绕瓜地走，一圈约莫两刻钟。汨罗江的风从北面卷来，带着水腥味，吹得瓜叶沙沙响。野猫在坟堆那边的灌木丛里哀鸣，像孩子哭；野狗偶尔吠几声，又很快被风吞掉。志辉胆子不大，有一回他去场部拿夜餐，我趁他没回来，钻进旁边一个坟洞里想吓他。等他提着马灯匆匆走近，我听见他压着嗓子喊：“柏华，柏华……”声音发颤。我从洞里爬出来叫了他一声，他回头看见我，明显松了口气，只说：“我以为你又巡逻去了。”现在想想，守瓜不怕鬼，倒怕同伴失踪，也是好笑。

可不怕鬼，却扛不住馋。茶场几十号人，白天干重活，晚饭就两碗碎米饭、一碗酸菜汤，半个月才打一次牙祭，吃的还是猪婆肉，油星少得可怜。西瓜一天天熟透，收工路过瓜地，甜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先是几个人小声嘀咕，后来就动了手——趁贫下中农代表收拾农具的工夫，顺手摘一个藏在衣服底下，快步经过猪场过道，溜进我们住的“仙人洞”。我和刘荫民、杨元乔、李让林四个人住这间，墙是坑砖砌的，门板漏风，可关上门就是我们的天下。

刚开始只敢偶尔摘一两个，后来胆肥了，收工时人手一瓜。猪场是必经之路，郑爹——那个喂猪的老农，常在猪圈边上扫猪粪，我们从他眼皮子底下过，心提到嗓子眼，手里的瓜却不能丢。瓜抱回房间，大家围在我的脚箱边上，用菜刀剖开，红瓤黑籽，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。没人说话，只听见“咔嚓咔嚓”的咀嚼声。那甜味，让人发晕。后来瓜越偷越多，吃不完怕被发现，李让林提议，我的脚箱大，将西瓜藏里面。荫民和解林把衣服堆到床上，腾出脚箱，贺志辉、肖光云、杨元乔、程务华等知友将西瓜一个个码进去。

可郑爹到底不是瞎子。他每天守着猪场，看我们慌慌张张夹着东西过去，心里早有了数。一天傍晚，他堵在我房门前的巷子里，扯着嗓子喊：“李柏华带着人偷西瓜！”我冲出去跟他吵，说他造谣。他冷笑一声，指着屋里说：“还造谣？西瓜就藏在你箱子里！”一句话把我噎住了。正犯窘，许雀井几步冲上来，站在我前面，指着郑爹高声骂：“你这个老不死的乱咬人，牙齿会全掉光！”他声大气粗，郑爹见势头不对，嘟囔几句掉头走了。事后郑爹告到两位场长那里，张场长和仇场长都没吭声，最后不了了之，说明场领导对待知青大的方向还是好的。

西瓜快罢园的时候，地里剩的都是小个的，场里决定挑到四邻八村去卖。那天清早，场部坪里摆满箩筐扁担，男女知青两人一担。饭堂门口，贫下中农代表们分工：曹新晃、童文清往里搬瓜；郑庭勋、易万兴掌称；仇鼎魁在每个西瓜上标价钱；仇会计记总账。仇场长站在门口全盘指挥，嘴里叼着烟，眼睛扫了一圈，高声说：“每个瓜称好标价，你们挑出去直接卖，不用带称，又方便又不会出错。”

这招确实绝——六月天，挑几十斤西瓜走村串户，又累又渴，可吃一个就对不上账，要自己掏钱，没人舍得吃。我正暗暗叫苦，忽然发现蔡克强那担瓜没标价，以为是疏忽了，好心提醒了一声。仇场长凑近我，压低声音说：“称不够，才给你们标价。这把称让蔡克强用，他有称，瓜就不必标了。”我当时满心羡慕——一担瓜想吃就吃，多自在。可多年后才明白，那是克强平时忠厚老实、事事让人放心，才换来的信任。两位场长在农村基层干了几十年，看人看事，心里自有一杆称。

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，当年的茶场早已变了模样，张场长、仇场长和那些贫下中农代表大都离世。可每到夏天吃西瓜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大坪里那片瓜地——想起夜里的磷火，想起志辉提马灯的身影，想起许雀井那一声怒吼，想起脚箱里挤得满满的西瓜，想起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的那个十七岁的自己。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可正是那些偷来的甜、守夜的寂、卖瓜的奔波，让青春在荒丘野岭间，好歹留下了一点滚烫的滋味。

作者：李柏华

责编：张咪

来源：汨罗市融媒体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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